今年是汉高祖刘邦逝世2200周年，这位徐州丰县籍的中国第一位平民皇帝又一次成为关注热点。前几天有篇文章，引用了据说是“研究秦汉史多年”的王云度教授的“刘邦是非婚生子”观点作为其理论基础，从而破解了所谓刘邦“身世之谜”，对王教授此说，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张文德先生表示了迥异的看法。张博士认为王教授的“新说”系源于对《史记》的误读，其结论不能成立。《高祖本纪》中所载“龙种”传说，目的只是为刘邦“应天受命”、成王做帝提供理论依据。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开篇言：“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兴，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游。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两千多年来众无异辞，皆认为是神化刘邦帝王身世的。龙崇拜在我国有着古老而悠久的文化积淀，先秦典籍和现代考古发现都表明龙在战国以前就被认为是君王的坐骑，是人与天帝沟通的使者，如屈原《九歌·云中君》“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礼记·五帝德》载：帝颛顼“履时而以象天”、“乘龙而至四海”等等。到了战国乃至秦汉时期，人们已经直接用龙来指代君王了，在《管子》、《吕氏春秋·介立》、《史记·晋世家》、《史记·秦始皇本纪》都有类似描述。刘向《说苑·辨物》：“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正因为龙能变化无穷、广具神通，所以用以取象帝王布政施教善于通权达变，高深莫测。当时的人们不知今天的“现代科学”为何物，只能虔诚地相信上帝、鬼神、蛟龙是一种客观的真实存在，包括司马迁本人对于“天命”也是承认的，如在《报任安书》明言作《史记》的目的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在《史记》中还数次说明历代王朝的建立都是出于上天的旨意，都是受命而王。我们不能因其不合今天的“现代科学”，斥之为荒诞，以今律古，似嫌武断。

神化现象在《史记》中曾数次涉及，如殷契由母亲吞玄鸟卵而生，周后稷由母亲践“巨人迹”而孕。这些始祖诞生神话是司马迁根据传说写成，是典型的君权神授观念的反映，目的仍然是为了神化帝王。现代考古发现证明父系氏社会已经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过度，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的黄帝时代父权已经完全巩固，而非所谓“群婚时代”，所以才会有神化男权事件出现。正因为这些始祖传说在秦汉之际的民间广为流布，如陈胜吴广起义时令人丹书 “陈胜王”藏于鱼腹，又令人学狐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因此刘邦神化自己，以明身世不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胜、刘邦等“造神”显然十分必要，因为自古“无土不王”，《史记·项羽本纪》就记载：陈婴就是因为没有显赫的世系，才不敢为王，虽然刘邦先世曾为魏国大夫，但到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当时家庭成份已只是“微细”之家，而项羽则有“世世为楚将”的骄人身世，为了寻找为王作帝的理论根据，杜撰“龙种”传说，以示“应天受命”，有神灵护佑，借以威服百姓就非常必要了。实践证明在鬼神崇拜、巫风甚炽的秦汉之际，这招十分灵验，从《史记》“诸从者日益畏之”的描述就可以看出这点。

《史记》中对刘邦还有数次神化描述，如刘邦“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吕公相刘邦当贵，嫁女予之；刘邦纵徒后，“被酒斩蛇”，一老妪哭诉“赤帝子斩白帝子”等等。而秦始皇在丰县筑“厌气台”以镇东南“天子气”却是在刘邦成名之前的行为。

明眼人读至此，就会不以刘邦出身的神话描写大惊小怪了，而偏有好事者将《史记》歪读，穷究刘邦是不是太上皇的亲生儿子。而据说该教授是因一位农村妇女被强暴而受到启示，把2200多前秦汉时期历史人物的出身当作“学术研究”来做的。他的一个理由是太公往视刘媪，见蛟龙于其上，就认定刘媪一定有了不轨行为。这种看法大背于《史记》原作，因为前文还有“梦与神遇”，可知是神人送刘媪龙子，刘媪是感龙而生，而非与龙交合，“上”字应作上方空中，而非“身上”，还有《史记·高祖本纪》“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也应指上方空中，班固《汉书·高帝纪》作“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其义甚明，王充《论衡·奇怪篇》也认为是“感于龙，梦与神遇”，并称这是“吉祥之瑞，受命之征”。不知身为教授的王先生如何将这理解为人与龙交，当然王先生也知道龙是不存在的，所以就推论出，刘媪只能是与其他人交合，并且认定就是此次受孕而生刘邦，进而推论出太公非刘邦亲生父亲，真是无稽之谈，纯粹是想骇人听闻！一个治学严谨、行端品正的学者能做如此推论？

王先生的论点确立了，便陈述理由，其理由便是刘邦生得仪表非凡，却不讨父亲太公喜欢，并引用先秦时期词汇“无赖”将刘邦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无赖”；“连刘邦的长嫂也厌恶这个小叔”，并推论出“刘邦在家里得不到温暖，才促使他投身社会，广交朋友”，略读史记，就会发现这些理由不是断章取义，就是主观臆断。

先看太公与刘邦的关系。王先生证据之一就是项羽欲烹太公，而刘邦戏言要分羹。看这段故事，须先看当时的形势：刘邦主力在荥阳、成皋与楚军对峙，韩信分兵北击楚，彭越东击楚；项羽三面受敌，刘邦胜券在握。所以项羽才想出“欲烹太公”的小人之策，以此要挟刘邦，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一个胸怀天下的人来说上策只能是，全力进取，项羽才不敢杀其父，故只能戏言“分羹”。而王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刘邦和太公并无真正父子情分”，十分牵强！相反，正因为太公与刘邦的父子情深，项羽才会想出只“烹太公”的歪点子，想必笃信“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太史公撰写此段文字时，应该是褒刘而贬项，班固《白虎通义》也认为刘邦此举是“不以父命废王命”。

王先生的证据之二，就是太公呼刘邦为“无赖”，王先生将“无赖”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品行不善，行为不端”之义。《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应劭曰：‘赖者，恃也’。”其义甚当。《左传·宣公二年》“岂唯群臣赖之”；汉代焦延寿《易林·泰之丰》“大水来处，滑滑滓滓，使我无赖”；成语“百无聊赖”，其中的“赖”字皆是“依恃”、“凭借”之义，“无赖”即“无所依赖”、“无所凭借”之义，由此可知太公说刘邦“无赖”即说他“不治产业”，不力稼穑，将来没有谋生的技艺来养家户口，应是关切之语。如果用现代汉语中“品行不善，行为不端”来解释汉代史籍中“无赖”一词，显然是捍格难通。而又以此为据，试图说刘邦是“非婚生子”，“从小在家中备受歧视”显然是无根之谈。

《史记》中还有许多记载也可以看出刘太公与刘邦父子情深。《卢绾列传》载刘邦与卢绾同里同日生，两家长辈相友爱，刘邦出生时“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壮，刘邦与卢绾俱学书且要好，邻里“复贺两家羊酒”，太公应该以此子而自豪，怎么会歧视？《淮阴候列传》载，秦朝规定：“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刘邦为泗水亭长，应该离不开家里的支持，何言歧视？《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称帝后仍以家人礼“五日一朝太公”，别人提出 “人主”不能“拜人臣”后，刘邦依然朝请如故，后来太公坚持认为不能“以我乱天下法”，刘邦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刘邦为让太公开心，“作新丰，徙诸故人实之”，可见刘邦对其父是非常孝顺，不仅从物质上保证了太公衣食无忧，更从精神上实施孝道，可谓父子情重。

再看刘邦与长嫂的关系。从史记重确实可以看出有叔嫂相怨之事，但与刘邦“受歧视”无关。相怨的起因是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却又常带着一帮朋友倒寡嫂家吃饭，长嫂不胜烦，便假说“羹尽”，高祖由此怨其嫂。这件相怨事件只不过是家常里短，迥非因是“非婚生子”而“在家庭备受歧视”，“连长嫂亦厌弃小叔”。

综合来看，刘邦的身世在《史记》中记载的清清楚楚，并没有什么“非婚生子”之谜，关于出生的描写只是为神化帝王“应天受命”而精心撰写的，如果不以史实为依据，用所谓“创造性思维”推导出的结论，再制造成什么秘密，就纯属子虚乌有了。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上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从而改变了古人。”眼下对历史人物的戏说层出不穷，比如用“非婚生子”等字眼来吸引眼球，无非是想哗众取宠，一般读者也就当地摊文章八卦新闻来看了，但如果把历史当作作为学术来研究，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名笔快嘴，抛出什么论点，就得有个历史依据，动辄以自己主观臆断制造出所谓“新论”，那纯粹是欺世盗名了。

下图：刘邦故里——丰县赵庄镇金刘寨村汉皇祖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