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宗亲，您好。
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
关于洪洞移民的历史，在北方的确是一件耳熟能详的故事，且故事版本都差不多，但如
果要具体悉其渊薮，又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其中原因我想是这样的：
元末明初 洪洞虽经济相对稳定，人口稠密，但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此时的江南（江苏南
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文化和经济同样是一个家族成为鼎甲望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从国内现存明代以前的族谱看，北京国家图书馆共藏17部，其中15部是皖南新安一带的，即
使此时已经成为经济重心的苏杭等州府也很少见族谱，这说明两个情况：
（1）明代之前修谱主要集中在世家大族之间。迨至欧阳修、苏轼，家谱才逐渐成为一般
百姓的家藏，但受经济和文化的制约，一般的家庭仍少有族谱。苏南和皖南修谱的风行是在明
代中期以后，这重现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明代中期，在上述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已
经出现，这些地区人多地少，商贾之人越来越多，商人重利的天性，使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
变化，封建士人为了维护宗法秩序，才将修谱提到了前所未有重视的高度，而且谱牒体例和内
容都大为增加，宗法的力量通过族谱起着越来越强的力量，不过这重力量，很好地约束了皖南
的商人，“诚信”成为了他们就经商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也保证了徽商的300年辉煌历史（
胡锦涛、江泽民祖上都是皖南去江苏、上海经商的徽商）。徽商在外地赚来的利润便在老家修
造房屋（形成影响南方很广的徽派建筑），投资教育（明清皖南和苏南都是文化的繁盛之地，
科甲不断，为全国之冠），所以“盛世修谱”的说法正是修谱和经济文化必然联系的通俗概括
。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闽粤，闽粤族谱所称其祖多是在唐末宋代迁入闽粤，很多族谱唐宋之
前和明代以后的谱系都保存很好，但宋末至元至明的谱系都不是很详细，很多有口传的影子，
这也印证了入闽粤之祖先期与当地土著争夺生存空间的事实。呵呵，罗嗦了这么久，就是想说
，
（2）在明代之前的洪洞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落后，有现代意义上族谱的家族很少，从文
献和现存族谱看，洪洞族谱也多是明清所修，即使这样他们族谱的确切始祖也一般上溯到明初
，明代之前的情况也是一片茫然，我的家族明代以前的详细世系也不可考了，但所幸的是世代
数到是一辈一辈传下来了，从而印证了为汉之子孙的说法。所以如果详细上溯从明至汉的确切
世系恐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我们依然是汉家子孙却是不容争置的事实。
结合明初迁民的情况，所迁之民身份繁杂，有一般百姓，也有很多流民、有无产者、也
有少数世家弟子，估计大多数的平民和流民的家庭是基本都没有谱牒的，如果略有学识，或暂
记起世系源流或几代祖宗名字，如果是目不识丁（估计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迁民之中），则最
多记得祖、父名讳就不错了。等他们到了迁民地，筚路蓝缕创业艰辛，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如家族能兴旺起来也需要4到5世的时间，等真正有经济实力修谱时，迁民祖早就不早世间了，
所以从现存北方谱系看，迁民谱系基本都是明代中后期的，明初的及其罕见，族谱的迁徙源流
多是语焉不详的洪洞大槐树，确切的祖居地在当时修谱时已经难以追考。
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作为洪洞迁民的后人，详细追溯先祖在明代在洪洞的确切历
史延承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你要找阜城迁入地，可能需要去当地考察，从当地族谱或口传
中获得一些信息。不过从山西的情况看，山西刘氏多为汉家之后，明清洪洞祖谱也多袭此传，
我们家族，口传就是汉文帝三子刘参（封为代王，子孙繁庶多被封在山西、河北西部、山东北
部等地，奠定了山西刘氏多为汉家之后的格局）之后，不过也有匈奴刘，即五代十国时期后汉
刘知远家族。你提供的字辈看，好象不是完整的有一定意义的四字或五字文，所以可能不是统
一的排行字辈，只是累代先人其中的一个字的组合，不过这也可以帮助去阜城寻找同宗，因为
毕竟兄弟间的字号多有近似。
追本溯源，国人之传统。祝愿您早日找到阜城宗亲。
同为汉家子孙，让我们共同为刘氏家族的光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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