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给历代皇帝搞个“文化测评”，刘邦得分肯定不会高，尤其是在有点儿文化的人们
中间。

      他年轻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而且“好酒及色”，还常常“慢而侮人”。对待文人
儒士，就更“不像话”。因其内心“不好儒”，即便当了“沛公”，依然不愿见他们。他的手
下人转述他拒见儒士的话说，“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史记·郦生列传》）。你是
酒徒，那好，见；你是儒生，对不起了，请回吧；你儒冠儒服衣帽整齐地硬要来见，那只好“
敬谢不敏”，他会脸不变色心不跳当众解下你的儒冠把尿撒在里面。已经当上皇帝了，这个“
旧病”还不时“发作”。其“智囊”之一的陆贾，主动向他宣扬《诗》、《书》的作用，他竟
会不客气地“骂”人家一通，说什么“老子我从马上得来天下，要那些《诗》呀《书》的干什
么”！如此表现，如此素质，不是个“大老粗”又是什么？所以，文人中间，便有了“刘、项
原来不读书”（唐·章碣《焚坑》诗）、“刘、项都非识字人”（清·朱排山《咏始皇》诗）
之类说法，广泛流传。

      若说项羽、刘邦两位，“文化水儿”不多，而且都是典型的“读书无用论”者，那不
过分；若说他们从未读过书，都是目不识丁的“睁眼瞎”，那就有悖于基本史实了。

      项羽曾读书求学，这于史有证。关于刘邦，《史记·高祖本纪》虽无正面记述其“学
历”的文字，不过，相关史料中仍可找到某些证据；他也是读过书的，而且“文化水儿”较项
羽为深，并非“白丁”一个。

      其证之一，见《史记·卢绾传》。卢绾与他同里。两人的父亲很要好。“高祖、卢绾
同日生”，生日那天，里中乡亲都来相贺；“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乡
亲鉴于“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都来相贺。引文中的“壮”，指入学年龄而言
。“俱学书”三字，足证刘邦早年是入过学的。

      其证之二，见《古文苑》中他的一篇“敕”文。刘邦临终前不久，写下一篇训示太子
刘盈的《手敕太子文》。文中，谈及自己当年学习情况，他颇为追悔地这样说，“吾遭乱世，
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没有好好学习；后来，通过“读书问字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
，然亦足以自辞解”，具有了一般文字表达能力。他谆谆嘱咐太子，“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
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此文清楚地“告诉”人们：他的“读书问字”，主要
靠了后来的自学；其文字表达能力（包括书写），比太子要好；他主张，应用类文字（如“疏
”等），要自己动手写，不要让别人代劳（他本人可能就是这样做的）。

      其证之三，从其曾任泗水亭长的职务来看。秦制，亭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亭长（
属于吏之类）的任用，须经选拔。条件之一，就是须有一定的文化，熟习秦的典章法令，否则
，便难承担起“民有讼诤，吏留平辨”的职责。刘邦既被“试为吏”（《史记·高祖本纪》）
，当上了亭长，这就说明，在文化方面他是过了关的。

      行文至此，对刘邦的“文化水儿”的问题，我们似可这样作结了：刘邦确非文盲；其
“文化水儿”，随着其“读书无用”思想的逐步自我否定及斗争实践迫切需要文化的主观需求
，通过他的自学，在逐渐加深，他对文化和对文化人士的看法也越来越好，并渐趋正确（特别
是听了陆贾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发聋振聩的批评之后）。“逐鹿”时期，
他即把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张良、萧何、娄敬、陆贾等文士接纳进自己的营垒，并倚为肱股；汉
立之后，他先下诏征用儒生三十人，后又颁下诏令，广泛求贤。在发展文化事业方面，更有值
得称道的建树，如建立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等。当然，他确曾有过一些
侮辱文人儒士的言行。这，除了归咎于他的“读书无用”思想的作祟之外，有一点我们似乎也
不应忽略：一些文人儒士自身素质的低下与不争气。清初诗人阎尔梅在论及此事时所持观点就
颇值得人们参考：“谩骂亦看何等客，腐儒原自使人轻。”虽学富五车、出口成章，却不思利
国利民、只知利己的文人，历代都有，不重视以至蔑视他们，错在何处？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2月04日第七版)